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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瘟疫这个词，自古便让人们谈之色变。
千百年来，有瘟疫出现的地方就会导致人心惶惶，无数人被其夺去生命。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预防和治理。
东晋更是古代疫情爆发的高发期。不但朝廷采用了种种方法进行防控，民间救助更是社会上的主要力量。
人民之间的互帮互助，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人性的光辉。
一、瘟疫猛如虎，让人谈之色变
“瘟疫”自古以来是危害人类生存的重要灾害之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随着人口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变化，传染病的发生在频率上有所增加，范围上不断扩大，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
展开剩余91%这几千年来单有记载的灾害就有超过五千次。
在古代，瘟疫的产生往往与水灾、旱灾、蝗灾、战争等有关，因为灾难过后，会有大量的人畜死亡，而当时医疗卫生条件差，尸体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就很容易成为疫病的传染源。
同时，当这些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发生时，人们会逃亡别处来躲避灾难，而迁徙又使得疫病越传越广。所以在古代，瘟疫的产生往往与一些自然灾害有关。
除了旱灾和水灾以外，
在古代也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农业灾害，大量的蝗虫会吞食庄稼的茎叶，造成庄稼的减产或者绝收。
瘟疫一直困扰与威胁着人们，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一直都在同瘟疫做斗争。
早在秦朝，古人就已建立了疠迁所来隔离麻风病患者，西汉进一步建立了隔离防疫制度，让患病的人住在特定的区域，并又专门的医生进行治疗，以此来防止瘟疫继续传播。
瘟疫流行时，朝廷还会派遣医官来巡视疫情，并由惠民药局发放药物。
用医治疫做得最好的当属宋代，还产生了著名的中医典籍
《圣惠方》《集验方》
，其中有一些方子至今还被现代中医使用。
严重的瘟疫发生时，在古代会有大量人口死亡，如果不及时安葬死者，就会加剧疫病的传播。
所以汉代开始，朝廷会给在疫病中死亡的人出安葬费，及时安葬死者，这样一方面减少疫情传播，另一方面也能安慰活着的人，帮助其摆脱困境。
虽然古代不定期就会有疫情爆发，但是要说瘟疫爆发最频繁的，还属东晋时期。
二、多发之地，民不聊生
东晋疫病发生频率高，平均每4年多就会出现一次
。密集程度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灾害高峰期中也属多发，这与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乱等恶劣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并且东晋的疫病主要集中于南方。
因为南方江河密布，气候湿润而温暖，这种环境对传染病菌的滋生传播非常有利。
东晋朝廷建都在江南地区，所以北方移民潮涌追随，因为水土不服、聚居环境恶劣等原因而罹患疟疾、伤寒等疾病的人也不在少数。
关于史料记载这一方面，东晋朝廷对于统治区内灾异的记录有章可循。
同时段于北方建国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所处社会形态及文明程度均逊于东晋，对疫病少记录或无记录，也南方疫病次数多于北方的原因之一。
疫病多与水、旱等自然灾害相伴而生。
自然灾害或战乱不可避免地带来环境卫生恶化，病毒病菌滋生，百姓流离饥馑，免疫力低下，如果朝廷和社会不能及时有效组织救治，疫病流行就在所难免。
局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所以每次有疫病都会有很严重的结果。
疫病过后，国家损失大量人口，由于医疗条件的历史局限性有些患者无法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
导致社会生产停滞不前，所以许多时候疫病过后就是饥荒。
东晋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灾害高发期，疫病具有与其他灾害相伴发生的特点，因而同样高发。
东晋史书《晋书》中多次提及诸多地方发生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后接着发生疫情。因此可以佐证东晋时期的疫病多与水、旱等自然灾害相伴而生的观点。
战火纷飞是疫病伴生的另一主要原因。
东晋统治者衣冠南渡，进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以及与东晋政权之间因地盘和财富的争夺不断发生战争。
军队奔袭跨界作战，面临着气候恶劣、水土不服、粮草供应不上、卫生状况极差、医疗救治不及时甚至阵亡尸骨来不及掩埋发生腐烂，产生大量致病菌等状况。
这些都可能成为疾病的发源，因为人员集中又极易发生传染，疫病会因此而伴随着战乱发生。鉴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几乎不可避免发生“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灾害伴生性现象。
因为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有时候朝廷的防疫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社会上就会出现民间救助这一暖心行为。
三、互帮互助，体现人性的光辉
东晋朝廷偏安江南，与世家大族之间矛盾尖锐，主弱臣强、皇权衰微，经济上财力虚竭。
朝廷可以掌握支配的资源相对较少，在社会救助方面即使有心也很无力。
朝廷虽做了许多努力，制定政策派出专人治理，如颁布诏令削减用度、赈济抚恤督课农功、放药隔离防止传染等，但相比汉代明显弱化，收效也甚微。
这种情况下，民间救助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
民间的疫病救助主体可分为世俗力量和宗教组织两个方面。
世俗救助包括宗族之间的互助救济以及当世医家的诊断治疗，宗教组织则指僧道两教的疫病救治。
宗族内部的互助救济是历代常见的救助方式。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开始兴盛的阶段，族中往往通过经济互助、救济穷困等方式强化宗族凝聚力和整体性，是民间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
祖逖
，年幼时即好行侠仗义，每每以其兄长有命的名义周济宗亲，得到宗族的认可和尊重。
宗族的作用除救济外还体现在助葬收埋，为族人掩埋骸骨并给予其体面的祭祀礼仪，使族人不必忧心身后之事，也防止了更可怕的疫病传播。
东晋时期出现了较多的医家，很多人在疾病研究和治疗上有独到之处，在疫病发生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曾任东阳太守的范汪天性善良仁爱，擅长医术，总是把救济抚恤民众作为自己的职责。
范汪所著方书是唐代以前研究伤寒等病症很有水平的医学著作，收集了若干民间验方，在外科治疗方面也有一定成就。
晋孝武帝时曾任晋陵太守、荆州刺史的殷仲堪因父亲长期患病，就衣不解带地侍奉在床前，亲自学习医术为父亲治疗，练就了一手精湛技艺。
他为官期间，为病患亲自诊断亲手配药，受到很多人的称道爱戴。
范汪和殷仲堪这样的地方官员在为天子牧守的同时用自己的医术增加了官民之间一些温情的色彩。
东晋时期是佛教、道教发展传播的重要阶段。
一些佛道人士尤其是僧医、道医本着慈悲、周急救穷的精神投身疫病救治，成为民间疫病救治的重要力量，也在事实上达成了扩大宗教影响、传播宗教信仰的目的，并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救助特色。
佛教以慈悲为教义核心，以布施贫困、周瞻贫乏为慈悲方式，对贫病孤老、不能自存的百姓进行了大量救助工作，往往分发一些必要的衣食物资助其维持基本的生活。
佛经云：
“若有疫病，作大良医息除疫疾。”
所以很多僧人于医药学颇有建树，将之作为弘法传教的辅助手段，借医传佛在佛教传入及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东晋时期，很多由北方迁移到江南的士大夫因为水土不服罹患了脚气病，苦不堪言。
僧人支法存治疗这种病的方剂颇有效验，人们普遍推崇他、认定他是脚气病防治研究的创始人。
孙思邈称赞支法存的汤方得力温和，于身体无损，认为“
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
”。
大批南渡士大夫的康复无不仰仗于支法存和同样研究此病的仰道人。数不清的患者受他恩惠得以恢复健康。
道家在疫病救治方面的努力可以和释家相媲美，禁咒、符水和医药相结合防瘟治疫的方法也有相似之处，同样以心理、生理双重治疗的手段扶助百姓，推动了道教传播。
葛洪是东晋道医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
，他医术高明，著述丰富，是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炼丹家，在疫病治疗方面有独到的方法并著书传世。
葛洪现存最具代表性的医药学著作是《肘后备急方》和《抱朴子内篇》
，他的医疗思想、方法，炼丹养生之术都记录在其中，是他长期钻研和大量医药实践的经验总结。
葛洪对治疗疫病的禁咒之术持肯定态度，认为禁咒多是炁，中医理解的“炁”是构成人体并维持生机的最基本能量。在葛洪看来，禁咒可以在疫病人群中维护自身健康，防止传染。
他的《肘后备急方》命名取随身携带随时取用之意，堪称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本“临床实用手册”，书中列举了各种常见疾病的症状以及所需药方、针法、灸法及其施用方式，方便寻常百姓遭遇书中所载疾病时进行简便急救。
葛洪在游历行医的过程中多次遇到疫病，
认为疫病治疗更多还是要依赖医药的力量。
他在《肘后备急方》中专辟一卷记载传染病的防治方法，汇集了诸如霍乱、伤寒时气瘟病、瘴气疫疠瘟毒等各种疫病，在其中分析病源、详述症候、强调传染性、给出防治方法。
他对各种病症认识清晰，强调传染病的严重性
，并阐述自己未病先防、“断温（瘟）病令不相染”的医学思想和应对方法。如用艾、雄黄、雌黄、菖蒲、朱砂等药解毒避秽、预防传染，非常难能可贵。
他防治疫病的方法多种多样：或内服、或外敷、或针药并施，还有将药物或放于口中或置于腋下等因病制宜的不同处理方式，体现了他对传染病治疗细致深入的关注和研究。
葛洪的疫病救治思想、见解、方法和发现被后世历代医药学家学习运用，有些至今仍具有重要科学价值，有待更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东晋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人为战乱频发导致疫病多次与之相伴而生，民生艰难，社会不稳，朝廷方面虽有一些常规举措，但因偏安江南的朝廷本身依附于世族等原因不免救助乏力。
民间救助
在这样的状况下逐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宗族内部
的经济互助、救穷济困、助葬育孤行为对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发挥了较大作用。
同时
民间医家
的疫病研究和治疗也对缓解疫情救助平民有所帮助。
从外传入的
佛教
和本土
道教
在东晋时期正处于发展传播的重要阶段，慈悲布施、周急救穷既是两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重要的救济方式。
僧医、道医提供的禁咒、符水尤其是医药救治在民间有着非常好的效果，也扩大了两种宗教的影响，并成为这一时期疫病救助的一大特色。
结语
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以及瘟疫本身的特点，疫病对于古代人们而言比洪水猛兽更可怕。东晋作为瘟疫高发的时代，人们更是想尽办法去消除这个疠疾。
无论是宗族间的互帮互助，亦或者是宗教的慈悲布施，无不体现出当时社会的人心向善，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便有的美德。
如今更要将这一种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
《晋书》
《太平御览》
《论魏晋时期的疾疫》股票配资软件实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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